不久前，深圳職業技術學院金融學專業學生楊勇收到一筆國家獎學金，成為該校1200余名云南建檔立卡貧困生里唯一的國獎獲得者。他拿出500元給爸爸媽媽添置衣物，剩下的獎金存了起來，“未來參加專升本考試、考證、實習都能用得上”。

　　楊勇的家鄉遠在云南省昭通市鹽津縣偏遠的山區，父母務農。早些年楊勇患了病，家里籌錢給他做手術，找親戚借了不少錢。高考填報志愿時，他原可以在云南就讀二本院校，但心疼父母年紀大，哥哥還在讀書，楊勇動了輟學打工的念頭。結果，高中班主任打電話告訴他高職擴招的消息，建議他去試試。

　　自此，楊勇的命運發生了改變。

　　兩年里，他早上6點到教室讀書、學英語；寢室桌子上貼滿了今日計劃表，完成一項就撕掉一張。高聳的大廈、奔馳的地鐵、涌動的人潮，“像是來到另一個世界”，楊勇從未想過自己能走出大山，來深圳求學。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像楊勇一樣，通過插上“技能”的翅膀飛出大山、飛向更廣闊的天地。

　　從掃盲運動開始，教育就在為提高中國人口綜合素質作出各種努力。在這其中，職業教育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僅使我國的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也使一代代青年的命運，因為讀書而發生改變。

白手起家，建起世界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

　　洋火、洋布、洋灰……這些帶有“洋”字的詞語記錄著中國曾經薄弱的工業基礎，也展示出那時我國技能人才的缺口之大、需求之迫切。

　　1953年，我國頒布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五”計劃實施期間，僅工業、運輸業和地質勘探等方面就需要技術人員30萬人，而已有技術人員包括見習技術員僅14.8萬人，缺口達15萬人；當時的工科院校和工程技術系科每年僅能招收新生1.6萬人，整個“一五”計劃期間，只能向國家輸送不到5萬名畢業生，不足當時工業建設實際需要的25%。

　　于是，自上世紀50年代，中國學習蘇聯開始工業化進程。為了快速填補人才缺口，國家把重心放在培養周期短、人才實用性強的中等職業教育上。中央和地方的工業、交通、農林、財貿等國民經濟主管部門，創辦了一批中等專業技術學校，培養技術干部和管理干部。勞動部門所屬的企業建立技工學校，培養面向生產一線的技術工人。經過幾年的建設，一批近代中國所沒有的中等地質、礦業、電機電器、鐵路交通等學校建立起來。

　　1958年，一種新的教育模式——“半工半讀”學校率先在天津國棉一廠出現。這種“半天勞動、半天學習”的模式，在城市和鄉村廣泛開展。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方式讓更多人有了受教育、學技能的機會，擴大了職業教育的覆蓋面。

　　努力初見成果，到1965年，我國已有中等職業學校7294所，在校生126.65萬人，占當時高中階段學生總數的53.2%。

　　1978年，就在改革開放之年，職業教育發展迎來了新的發展點。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職業教育體系還未有雛形。1978年，普通高中在校學生數1553萬人，而中等職業教育在校學生人數僅有212萬人，高等職業教育體系未明確建立。

　　經濟發展迅猛，社會技術技能型人才短缺，傳統的高等專科教育無法完全滿足社會改革發展需求。要培養高技能型人才，中國職業教育該不該辦？如何辦？

　　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以中等職業教育為重點，同時積極發展高等職業教育，逐步建立一個從初級到高級、行業配套、結構合理，又能與普通教育相互溝通的體系。”

　　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公布實施，我國職業教育從此駛入依法治教的航道。職教法是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規定了我國職業教育的基本內涵、體系框架、運行機制和保障措施，集中反映了職業教育實踐和理論探索的經驗成果，進一步確立了職業教育作為國家一種基本教育制度的地位，為職業教育發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首次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培養一大批具有必要理論知識和較強的實踐能力，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和農村急需的專門人才。”此后短短十幾年，我國高等職業學校的數量從幾十所增加到1400余所。

　　歷史證明，改革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2009年，時任教育部部長周濟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剛當部長的時候，到貴州考察，農村房子的墻上寫的標語是‘讀完初中，外出打工’，現在那里的標語已換成‘讀完初中讀職中，打工致富路路通’。”

　　“我國實現了從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源大國的目標，將沉重的人口負擔轉化為巨大的人力資源優勢。”周濟說。

從1.6到10.8，職業教育將人口紅利變為人才紅利

　　長期以來，中國都是人口大國。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僅有1.6年，2020年，這一數字已提升至10.8年，在這個舉世矚目的成就背后，離不開我國職業教育的貢獻。

　　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很低，大概只有小學三年級的水平。“2011年，我們就超過了國際平均線。”周洪宇說。

　　“2011年，應該是一個重要節點。”周洪宇算了一筆賬：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3年到7.5年，中國大概用了30年的時間，而西方國家則用了大約100年的時間。

　　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意味著什么？“這個數字是非常重要的指標，它體現了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特別是最近10年來中國教育突飛猛進的發展。”周洪宇介紹，國際上一般把15-64歲列為勞動年齡人口，我國的規定則是16歲-60歲的男子和16歲-55歲的女子，為勞動年齡人口。

　　根據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及其團隊的研究，對制造業企業的計量模型分析表明，如果企業職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學歷改變為高中學歷，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如果全部改變為大專學歷，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75%；由大專到本科，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66%。

　　現任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兼副秘書長的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表示，提高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需要職業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普及率，還應該加強成人教育、在職培訓等。特別是針對現有農民工等勞動群體的職業教育，應鼓勵社會公益機構、職業學校等開辦成人教育學校。

　　職業教育人才有可為，也有所為。

　　10年前，青年晏斌從湖南機電職業技術學院數控0602班畢業，進入株洲九方裝備股份有限公司設備基建部實習工作。剛進入廠房，不懂機器操作，他常帶著一個小本子跟在師傅身后學習，遇到不懂的原理就記下來，不會的實操程序就圖文并茂地畫出來，下班回到宿舍后邊看邊琢磨，有時為弄明白一個問題，甚至深夜跑回車間，在機器上操練一遍。

　　憑著一股子沖勁，晏斌掌握了華中、廣州數控等系統的應用與調試技術，攻克了大型進口數控設備大修、改造難題。34歲的他身上已有諸多光環：2019年“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湖南省勞動模范、省“五一勞動獎章”、省“技術能手”……

　　產業發展同樣離不開職業教育的支撐。

　　“借助國家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政策，公司聘請了寧波職業技術學院國家級教學名師擔任總工程師，領導企業技術改革，一年實現扭虧為盈，產值3年翻番。”恒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現身說法，他表示，企業與學校互相依賴、互相成就，已成為利益和命運的共同體。

　　在推動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上，職業教育大有可為——

　　在服務國家戰略上，全國職業學校開設了1200余個專業和10余萬個專業點，基本覆蓋了國民經濟各個領域，每年培養1000萬左右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

　　在現代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上，一線新增從業人員70%以上來自于職業院校畢業生，職業教育社會認可度顯著提升。

　　在服務國家擴大開放、“一帶一路”倡議和國際產能合作上，在海外建立17個“魯班工坊”，發起成立全國“魯班工坊”建設聯盟，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設“中文＋職業教育”特色項目，涉及高鐵、經貿、旅游、航空等領域。

　站在百年新起點，職業教育再起航

　　一段時間以來，職業教育一直被視為普通教育的“衍生品”和“附屬品”，“低人一等”的偏見嚴重制約著職業教育的發展，“考不上高中去讀中職，考不上本科去讀高職”的想法根深蒂固。只有全面改善職業教育“被歧視”的環境，讓學生、家長主動選擇職業教育成為一種潮流，才能讓職業教育“站起來”。

　　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92歲高齡的顧明遠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指出，過去我國的教育曾經有過誤區：忽視學生的動手能力，因此職業教育不受重視，高中階段完全按照分數來錄取，而不是按照綜合素質來錄取，這也造成很多家長不愿意讓自己的孩子進中職。

　　這種局面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19年1月，在國務院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開篇便是這一句話。

　　建黨百年，職業教育站在了新的歷史發展節點。

　　一個世紀的探索，起伏又加速，職業教育在國家人才培養體系中已占據重要位置，以服務發展、促進就業為辦學方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發展之路。

　　如今，我國已建成世界規模最大職業教育體系，我國職業教育也培養了一大批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技術技能人才，職業教育已成為阻斷貧困代際傳遞見效最快的方式。對于千千萬萬的年輕人來說，職業教育已成為改變家庭命運、實現個人理想的重要渠道。

　　“十三五”期間，我國構建起縱向貫通、橫向融通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一組亮眼的數據是：東西職業院校協作全覆蓋、東西中職招生協作兜底、職業院校全面參與東西勞務協作，這三大行動累計投入幫扶資金、設備價值超過18億元，共建專業點683個、實訓基地338個、分校（教學點）63個，共同組建職教集團（聯盟）99個，就業技能培訓14萬余人，崗位技能提升培訓16萬余人，創業培訓2.3萬余人。

　　近年來，職業教育畢業生同樣可以在職場中“揚眉吐氣”。95后鄭美萍畢業于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商務英語專業，如今她入職華為，在華為合同履約與交易共享中心工作，她需要實時跟蹤拉美地區合作方發過來的合同，對條款進行翻譯，信息結構化，核對數據，錄入系統。“在學校的幾年讓我收獲很多，如今在這家世界500強企業，我獲得明日之星和質量之星等榮譽，作為千千萬萬職業院校畢業生的一分子，我要用自己的努力為學校爭光。”

　　這一張張由職業院校畢業生交出的成績單顯示：在現代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一線新增從業人員70%以上來自職業院校畢業生。截至2020年9月1日，高職畢業生就業去向落實率達84.23%，高于普通本科6.5個百分點、高于研究生1個百分點。

　　如今，“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畫出了一張藍圖：實施現代職業技術教育質量提升計劃，建設一批高水平職業技術院校和專業，穩步發展職業本科教育。深化職普融通，實現職業技術教育與普通教育雙向互認、縱向流動。

　　在探索中，職業教育走出一條技能強國的人才培養之路。與社會發展接軌、與市場需求結合，高職百萬擴招，技術技能人才規模大幅增長；地方279所高職學校和1257個專業群入選省級“雙高計劃”，引領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支持建設200所以上高水平高職學校和600個以上專業，支持建設一批優秀中職學校和優質專業……

　　今年4月，全國職業教育大會在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對職業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創新、政策供給、投入力度，弘揚工匠精神，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社會地位，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撐。

　　“職業教育前途廣闊、大有可為。”習近平說。(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葉雨婷 樊未晨)